空前绝后用在林纾的翻译上，应该是非常恰当的。这是中国翻译史上唯一的一朵奇葩，以后不可能再出现“林纾现象”了。

　　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古代或近代有许多落第者在乡野里做出了大文章，像蒲松龄、曹雪芹等，林纾也应该算上一个。因为林纾在科举道路上也是不平坦的。31岁才考中举人，后来屡试屡败。考不上进士，只好做穷教书匠糊口，趁着闲暇光阴做点古文研究。这为他后来从事文言翻译打下了雄厚的古文功底。他打下古文功底并非是为了翻译，只是因为他喜欢古文而已。也许林纾一开始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翻译这条道路，而机遇往往找准的就是那些早有准备的人。

　　那是1897年，已经走过45个春秋的林纾正好在福州老家，遇上了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和魏瀚。这二位仁兄一致认为林纾不仅古文功底好，而且文笔也非常不错。为了消却林纾的丧偶之痛，于是怂恿林纾与他们合伙翻译法国小说。也许这几个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先河之举，会对中国当时文坛和知识界产生那么大的作用。

　　从鲁迅、郭沫若，到钱钟书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阅读过“林译本”，对林译所产生的作用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特别是鲁迅，对早期的“林译本”每本必找来读，看过之后还要请人送到书店让人装订成精装本。钱锺书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林译小说为什么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呢？应该说是应了时代潮流，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阅读需求和精神需求。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外国列强的大肆侵略，中国已经沦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讲究科学、民主，对中国这架老水车进行社会改良。而国门紧锁，知道西方文明的人很少。恰在此时，林译小说赶上了潮头。尽管林译小说并非什么宣传革命的文学，仅是新风气、新事物而已。特别是根据《茶花女》翻译的文言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面世，便洛阳纸贵，一版再版。

　　当然，除了当时的客观因素外，还与林纾的爱国热情和雄厚的文学修养有关。

　　现在一谈到林译小说，溢美之辞不绝于耳，而这种赞颂多是有感于特殊的“林纾现象”。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学界虽已涉及，仍应探讨。

　　一是没有王寿昌的精彩口述，就没有独特的林译小说。王寿昌的艺术修养很好，不在林纾之下。他不仅爱好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还擅长赋诗作画兼书法。你想，有这样一个文雅之士来口述原著是多么关键。另外，如果不是因为林氏丧偶，我想王寿昌也不会有那么好的闲情雅致跟林纾讲那么多西方小说故事……这些都是有意思的细节。细节往往会让一个人物复原，变得有血有肉。

　　二是林译本不能回避的缺陷。缺陷之一：题材过滥。二百多种林译小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题材属于选题不当，浪费了他的才智；缺陷之二：由于林纾追求翻译速度或者在别人口述不清的情况下，擅自改编，甚至杜撰，造成译本小说失去了文学韵味。当然，有的地方是因为他不懂外文而导致的错解。特别是后期，林纾不像过去那样慎重，有不懂或不清的地方不再及时向人请教。这也是导致林译小说的硬伤之因。

　　不管怎么说，“林纾现象”是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值得研究，并加载史册。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包光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