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之后，当冯至拿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钱锺书拿出《管锥编》，季羡林拿出《罗摩衍那》的时候，钱春绮更是拿出《阿塔·特罗尔》、《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等一系列德诗汉译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对社会影响之广泛，甚少有可比者。

　　今年2月4日，手机中突然收到一则短信：“德语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去世。”始则不信，因为就在此不久前，我还接到上海翻译家协会的邀约，希望能去参加元月4日召开的“钱春绮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我生性疏懒，对于学术性不强的会议一般是“敬而远之”。但这个会却让我稍稍动心，这是因为对钱先生这位前辈确实心存敬意，在自己涉及的学科史研究中，虽然没有专门为文，但已经意识到先生所代表的翻译家群体不可忽略的文化史意义。

　　但我那段时间因有别的工作，于是只好推荐请德高望重的叶廷芳先生去。没想到，竟在这红尘之中与钱先生缘吝一面。只有当生者已逝，才会感觉到尘世间渊源的可贵，哪怕是遥见一面。

　　接着，我就读到上海译协寄来的《高山仰止——钱春绮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文集》，翻读之下，很是感慨。钱先生这样的人物，比起他的同宗，譬如钱穆、钱锺书乃至钱学森等前辈，当然还算不得一个大人物。但作为翻译家，尤其是职业翻译家，钱先生的意义自也不是他人可以替代的。像傅雷这样的人物，毕竟凤毛麟角；即便是作家，如巴金这样敢于依靠自己的笔耕而“谋生”的，也是寥寥无几。可作为一介布衣的钱春绮，居然就“敢”！1961年，钱春绮辞职下海，非日后的商海，而是德语文学的“译海”。此时距离他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已转瞬15载，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本当是功成名就、安稳就职的时候，然而钱春绮竟然要改行，不但是彻底地抛弃原有的职业，而且竟然还是选择一条“绝路”，做自由翻译者。事实上，钱春绮不但曾在多家医院从医，而且发表过几部医学著述，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医生，但时代背景、客观环境再加自身生性等因素，使得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可问题在于，仅仅五年之后“文革”爆发，钱春绮试图借助职业翻译的“劳动所得”谋生的想法基本破灭。我们很难推想钱先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无知岁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挺过来”了，而且没有辜负这让绝大多数人年华虚度的蹉跎岁月。最可证明的是实绩，在1980年代之后，当冯至拿出《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钱锺书拿出《管锥编》，季羡林拿出《罗摩衍那》的时候，钱春绮更是拿出《阿塔·特罗尔》、《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叙事诗集》等一系列德诗汉译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对社会影响之广泛，甚少有可比者。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至关重要；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的功用又具极大的意义。对比今日“泥沙俱下”的翻译质量而言，职业译家的出现极为必要，而由此，钱春绮先生的意义更得以充分彰显。对于钱先生，只要对德语文学略有接触的人，应当都不会很陌生。因为他在汉语世界里，是与歌德、席勒、海涅这样一些大诗人伴随在一起的。即便是日后德文专业的师生，也很难不参考和使用他的翻译作品。